我平常工作的交流对象就是：生物制造领域或者对其感兴趣的科学家、企业家、投资人、市场销售和政府工作人员。在交流中，我发现共性的问题是，大家都只熟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，很难理解对方的资源、能力和诉求是什么。比如，科学家不断强调自己的技术有多先进，多远大的前景，但无法合理估算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。比如，企业家会不断强调自己的产能有多大、渠道有多广，嫁接技术会如虎添翼，但提不出自己的技术改进方向，只要求降本增效。比如，投资人会不断强调自己的人脉圈有多广、投出过多少好企业，但既要求成长快，又要求壁垒高，还要求风险小。比如，政府工作人员会强调自己的政策多么实际和优渥，但希望企业给予明确的业绩和税收承诺，以便让财政投入不会面临“国有资产流失”。所以，坦诚说，交流是丰富的、有启发的、有积极意义的，但是，落地是困难的、漫长的、需要耐心的。我因为有政府工作、创业、投资和销售等相关经验，一直试图扮演各方参与者之间的翻译角色。结果就是，我一直很焦虑，因为需要不断地跳出自己的舒适圈，到别人的舒适圈，去理解各方的能力和资源、诉求和问题。
科学家在研究上是不断试错的，因为科研经费要求的是科研成果，只要哪怕能实现这么一次0的突破，就是巨大的成果。但在商业上，要求科学家做1-10甚至10-100的工作，他并不擅长，也没办法承担放大不成功的风险。企业家是吝于犯错的，一次战略或者投资方向的失误，不但可能大幅增加成本和费用，让现金流紧张甚至断裂，还可能错失了商业机会，难以翻身。政府工作人员是不能犯错的，不作为顶多不能升迁，但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扣下来，谁也担不起，所以只能争抢名人和明星项目，至少“不出错”。投资人似乎是最能犯错的，但在投资回报率普遍小于1的时代，拿了管理费的GP开始面临LP的追责，而那点工资可能都不够跟投的，还不如不投。
但如果每一方都害怕犯错，都愿意待在一个安全、稳妥、不冒险、不担责的舒适圈，那么生物制造根本不可能落地。以现在的技术水平来说，生物反应与化学反应相比，普遍稳定性较差。
因为生物反应涉及到的生物体（如微生物、酶、细胞等）具有以下特点：
生物体的复杂性：生物体是复杂的有机系统，其内部的代谢途径、调控机制和环境平衡都是动态变化的。这种复杂性导致了生物反应条件的不稳定性和可变性。
对环境敏感性：生物反应（生物体内的酶是催化生物反应的关键因素）往往对环境条件（如温度、pH、氧气浓度、营养物质等）非常敏感。即使是微小的环境变化，也可能导致生物反应的效率和产物产量的波动。
生物代谢的调控：生物体通过复杂的调控网络来维持内部环境的稳定，但这种调控机制也可能导致生物反应在产量和速率上的波动。
微生物的生长周期：微生物的生物反应往往受到微生物生长周期的影响。例如，微生物在指数生长期代谢活跃，但在稳定期代谢减慢，这可能导致反应速度的变化。
污染和污染控制：生物反应系统中可能存在污染问题，如副产物的积累、微生物的死亡和细胞壁的降解产物等，这些都可能影响反应的稳定性和产品质量。
所以，生物制造是非常强调小试、中试到规模化生产的放大思路的。因为不是小试成功了，中试就能成功，不是中试结果好，规模化生产就能物美价廉。所以，过程研究、开发贯穿于小试、中试，而过程设计、优化从小试一直贯穿到大规模生产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科学家必须得面临1-10和10-100的失败挑战，里面存在大量科学家不擅长的工程设计和工艺优化问题。它们通常发不了文章、申不了课题，需要待在第一线，根据理论结合实际，反复测试找到最优解，过程很艰辛，且非常枯燥无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企业家需要在人力、财力、物力上配合和容忍科学家长时间的试验，而不是上来就把降本增效的指标强压给科学家，坐等研发成果马上变成效益。而科学家和企业家得联合起来，告诉政府工作人员，我需要配套资源和条件。税收返还、奖励补贴都是通用标准，但针对生物制造所需要的都得落实：土地的性质、厂房的建设，供水、供电、供能（例如蒸汽）、供原料；三废（废气、废水、固废）的处理，安监、环评等政府服务；至于未来能给地方带来多少的GDP和税收，或者能给投资机构带来多少的回报，只能干中学、干中算、干中调。而今，合肥政府联合凯赛生物、招商局集团，又一次在生物制造领域复刻“合肥模式”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合成生物材料产业集群，推动生物制造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。在长三角地区的上海、杭州、常州旗帜鲜明亮出“合成生物”旗帜之后，合肥凭借华恒生物、凯赛生物以及招商局集团的资源，也快速驶入生物制造赛道。在国家生物制造的大战略引领下，各地能跑出怎样的阶段性成果和差异化优势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但生物制造要落地并能创造效益，科学家、企业家、政府工作人员、投资人，必须得走出自身知识圈和舒适圈——去真正认知到科技的发展、产品的创造、市场的规律和政府的运行逻辑。
而不是不切实际地期待，只要各方合作，就能够让自己的问题迎刃而解。
